燃烧的蜂鸟：时空追凶1990（出书版） 第18节
室内的勘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发现。倒是在对外围进行勘查的时候，殷俊他们在居民楼楼道外的20米处，发现了一滴孤立的滴落状血迹，经过血型检验，和死者朱丽丽一样，都是a型血。这一滴血迹是孤立的，那么就有三种可能：一是凶手离开的时候，手上沾了死者朱丽丽的血迹，但是量不大，走了这么远才滴下来一滴；二是凶手自己受伤了，而且凶手也是a型血，这滴血是凶手的；三是这滴血是其他人的，和本案无关。
在进行全面现场勘查的同时，周满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经过检验，确定死者朱丽丽的死因是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颈部皮肤的擦伤不严重，这提示了凶手扼杀死者的时候，是徒手操作，且没有戴手套。只可惜，在死者的颈部无法找指纹。如果是在有dna检验技术的年代，提取颈部擦拭物，倒是有机会找到凶手的dna。
从前面的线索来看，凶手很有可能是和平入室、矛盾激化、临时起意杀死死者的。
死者朱丽丽的腹部创口，有轻微的生活反应，说明剖腹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但死亡并不久，因为细胞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生反应。
此外，朱丽丽身上没有其他损伤，也没有遭受性侵的迹象。经过测量，她腹中的胎儿为孕七个半月，肺还没有扩张就随着母体的死亡而死亡了。胎儿的脐带是被锐器切断的，现场的水果刀就符合这个锐器的特征。胎儿的尸体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
另外，周满对死者朱丽丽的死亡时间进行了推断。根据尸体温度下降的规律，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988年8月21日下午1点左右。根据死者的胃内容物情况，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在末次进餐后1小时之内。而朱丽丽当天中午12点在楼下的一家面馆里进餐，有很多目击者可以证实。两种方法推断出的死亡时间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朱丽丽的准确死亡时间。
最终，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大家得出了三个推论：
可以确定的推论是，凶手和平入室，临时起意杀人，因此是熟人作案；
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是，凶手杀人的动机是矛盾关系，因仇杀人，而这个仇，很有可能和胎儿有关，不然剖腹的行为就无法解释；
有一定可能性的推论是，凶手在剖腹的时候手部受伤。
根据这三个推论，顾红星对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首先，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排除死者丈夫于飞的嫌疑。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根据于飞的经理和火车乘务员的证词，于飞案发时正在火车上往龙番赶，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杀妻的可能性之后，顾红星部署了四组侦查员，分别调查四个方向。
第一组侦查员，针对死者朱丽丽以及其丈夫于飞的社会矛盾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对所有可能产生矛盾的关系人进行列表摸排，尤其是那些和胎儿有关的关系人。比如朱丽丽和于飞各自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对朱丽丽家即将诞生新生命而心存芥蒂的人？这项工作的调查范围广、调查难度大，也是本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这组也是投入警力最多的一组。
第二组侦查员，针对周边医院、诊所进行全面排查，看案发当天有没有去医院、诊所对手部进行包扎，而且符合水果刀造成伤口的人。
第三组侦查员，对朱丽丽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全面排查，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者。如果朱丽丽中午出来吃完饭，在回家前和什么人有过接触，或是在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拨打过电话，那也可能会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四组侦查员，对周围居民进行调查访问，看案发当天有没有身上或者手上带血迹的人进出过这栋居民楼。
抓手：警方的俗语，指破案的依据、线索或突破口。
本案并没有值得托付的抓手，顾红星告诉侦查员们，他们调查、甄别的依据，目前只有a型血、那数十枚汗液指纹和39码的血足迹。
当然，基于上面已述的理由，血型和汗液指纹都不能作为认定或者排除的依据，也就是说，并不能因为这两者而认定谁的嫌疑，也不能依据它们排除谁的嫌疑。但是，血型和指纹对侦查工作有提示的作用。比如现场有嫌疑人甲的汗液指纹，而嫌疑人甲坚决不承认自己去过死者家里，那么，甲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警方也有依据办理手续，对嫌疑人甲的家里进行搜查。
而39码球鞋是可以作为重要的甄别依据的，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不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下降；如果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
冯凯听完顾红星当时的这一套部署后，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虽然顾红星是技术员出身，但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俨然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了。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只要这一套部署落实得当，就等于给犯罪分子撒下了恢恢法网，一张几乎没有漏洞的法网。
按理说，这样的恢恢法网，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两年过去，这起案件始终没有告破，都变成了一起积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难道是侦查没有落实到位吗？
这是冯凯的第一反应。顾红星却坚定地认为，分局的侦查员们呕心沥血，已经完全把部署落实到位了。因为经过半年的侦查，他们调查的附近人员共计一千多人，调查的和死者及其家属有关的关系人共计三百多人。这份调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被仔细研究过，但就是没有找到凶手。
实际上，在案件侦破工作初期，顾红星也是信心满满的。因为第一轮侦查摸上来的犯罪嫌疑人就不止一个，而是四个。
1号嫌疑人是死者朱丽丽的同事丁鹏。丁鹏和朱丽丽一起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因为自己和妻子没有孩子，他心生嫉妒，每次看到朱丽丽抚摸肚子都觉得她是在炫耀。尤其是朱丽丽怀孕后，单位领导给她的照顾，更是让丁鹏觉得愤愤不平。有同事说，丁鹏曾经在一次同事聚会的时候喝醉了，酒后发了很多牢骚，还扬言说，朱丽丽如果再敢炫耀，就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2号嫌疑人是朱丽丽的嫂子孟春。这是侦查员在调查于飞老家的邻居时获得的线索。于飞有个哥哥叫于翔，兄弟俩际遇很不相同。父母向来偏爱在城里工作的于飞，冷落在农村种地的于翔。于飞的媳妇朱丽丽怀孕后，老两口总是对朱丽丽嘘寒问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托人送到城里给朱丽丽。老两口还计划等朱丽丽生产后，到城里伺候月子。而于翔的媳妇孟春几年前就生了孩子，不管是生孩子前，还是坐月子时，都是娘家来人照顾，看到公婆厚此薄彼，孟春觉得不公平，也曾和别人说过自己的不满。
同上，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3号嫌疑人是于飞的一个疑似婚外恋对象。虽然没有查实，但有传言说，于飞在朱丽丽怀孕期间出轨。出轨的对象，是于飞同一个部门的销售员江景。两人在这几个月打得火热，关系暧昧不清。不能排除江景为了得到于飞的爱，杀死朱丽丽和她腹中胎儿的可能性。
上述三名嫌疑人都是第一组侦查员围绕朱丽丽和于飞夫妇摸排出来的重点嫌疑人。而调查医院和诊所的第二组侦查员，也有所发现。
4号嫌疑人是案发当天下午在现场附近的诊所进行手部包扎的一个男人。根据医生的回忆，男子手部的损伤是新鲜的刀伤，符合水果刀切划造成的。因为这个人去诊所后一直行色猥琐，说话支支吾吾，医生认为他肯定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
另外两组侦查员，就没有特别有价值的收获了。他们查明，死者朱丽丽在案发当天上午应该都在家里休息，没有出门。她中午11点40分左右下楼，和楼下水果摊老板聊了两句，然后径直去了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拉面，并且于12点左右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她有没有和别人说话、联系，没有人对此有印象。而同样，也没有人对是否有身上有血、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现场附近有印象。
第五章 废宅凶屋
两年前贴上去的春联，已斑驳不堪。门上的封条和蛛网仿佛融为一体。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一进屋，一股血腥之气便扑面而来。
1
“听起来，这四个人都像凶手啊。”冯凯笑着对顾红星说，“结果，全部排除了？”
“你翻到卷宗的后半部分，听我慢慢说。”顾红星指了指冯凯正在翻阅的卷宗，说，“1号嫌疑人丁鹏，虽说是在事业单位工作，也算是个公职人员。虽说为人小肚鸡肠，但要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也有些勉强。我们的侦查员之所以会怀疑他，是因为他还真就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他从来不穿皮鞋，平时都是穿球鞋。而作案的时间，正好是他们事业单位的午休时间。你看这人，可疑不？”
“都知道答案了，听过程好像没啥意思。”冯凯说。
“你得帮我把把关，看排除的过程有没有问题。”顾红星说，“所以，我派人到他们单位，和他们领导说明了来意。他们的领导也很支持，答应拖住他两个小时。”
“哦，你们用了调虎离山的办法，原来我们这次排查屠夫，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了。”冯凯说，“怪不得卢俊亮驾轻就熟呢。”
“上次是周满和殷俊去的。”顾红星说，“他们俩在丁鹏家里，找到了三双39码的球鞋，鞋底花纹和现场的都类似。可是，做了联苯胺实验，都是阴性的。”
“没有血？会不会是把沾血的鞋子扔掉了，或是把鞋子洗刷得很干净呢？”冯凯认真地复起盘来。
“我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但这个检验结果对侦查员的信心还是有打击的。”顾红星说，“为了确保能找到可靠的线索，对他的秘密侦查就延长了。不过，查了很久，最后也没有得出好的结果。侦查员调查发现，丁鹏买整只鸡的时候，都会在菜市场叫人帮忙杀鸡，而不是自己带回去杀。他本来是个节俭的人，却宁可多花一块钱请人宰鸡，很有可能就是不敢杀鸡。一个胆小不敢杀鸡的人，敢拿刀子剖腹取胎吗？做这么凶残的案件，人格上就不太吻合。”
“这也不一定准吧。”冯凯继续质疑道。
顾红星点点头，说：“但是经过进一步摸排，可以确定的是，丁鹏完全不知道朱丽丽的家住在哪里。而且两人话不投机，在单位都不说话，即便丁鹏跟踪朱丽丽到她家，朱丽丽也绝不会给他开门。”
“虽说这个也不一定可靠。”冯凯摸着下巴说，“但综合起来看，那确实就像是个胆小嘴不??的人放的一句大话而已。”
“确实，朱丽丽死后，这个丁鹏还表现得有点幸灾乐祸，并没有反常迹象。”顾红星说。
“next!”冯凯说。
“你还会英语呢？我自考大专的时候，学过。”顾红星笑了笑，说。
看来陶亮不在的这几年，顾红星还把自己的学历提升了一下。
顾红星接着说：“2号嫌疑人孟春，是朱丽丽的嫂子。她也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我们的侦查员密取到了她的指纹，在现场也有出现，所以我们也觉得她非常可疑。可是，在密取孟春指纹的时候，殷俊他们也在她家里进行了搜查，找出来的鞋子都是布鞋，一双球鞋都没有。这也能理解，在农村生活的妇女，很少会花钱给自己买鞋，都是自己纳鞋底、做布鞋。不过，和你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排除她把作案时穿着的鞋子给扔掉了的可能性，所以又进一步对她进行了调查。”
“她在农村，交通不便，来一趟城里挺费劲的吧？”冯凯说。
“你真聪明。”顾红星微微笑道，“我们主要是从作案时间来排查的。”
“这个能确定吗？”冯凯说，“你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奸杀的案件吗？凶手就是中间出来一趟，杀完人又回去了。”
“可是8月21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都在村道旁边支桌子打麻将，中间没有离开过。这个从她的三个牌友以及和她毫无关系的围观群众、路过村道的村民那里，都可以得到印证。所以，她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她的嫌疑是排除得最彻底的。”
顾红星微微点头，说：“接下来就是3号嫌疑人。这个叫江景的女人，虽然和于飞是一个部门的，也有很多人猜测他们俩的关系，但是两人究竟有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一直都无法查实。我们甚至调阅了他们单位周边的宾馆开房记录，也没有找到于飞或是江景的登记信息。”
“那她也没有作案时间？”
“不，他们企业也是有午休的。”顾红星说，“但是，这个江景身材非常娇小，150厘米的身高，体重不足80斤，穿的是38码的鞋子。”
“这个误差，可以接受。”冯凯说，“去她家搜了吗？”
“一样的办法，密取指纹的时候，搜查了她的家。”顾红星说，“她的指纹在现场没有出现。她单身，家里基本都是38码的鞋子，巧就巧在还真找到了一双39码的球鞋，但鞋底花纹不一样。我们也考虑了她还有一双39码的球鞋，作案后扔掉了的可能性。于是，殷俊从她家里拍照采集了一双鞋印样本，我把这个鞋印样本和现场的血足迹进行了比对。我个人觉得，凶手的足迹有明显的跟部压痕较重的特征，这应该体现了她跟部着力的行走习惯。但这个江景的鞋印，很明显是跖区压痕重。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指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失误，靠这个分析来排除嫌疑，可靠吗？”冯凯质疑道。
“其实这些年，我虽然不在痕迹检验的岗位上，但对行走步态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顾红星说，“在一些案件的实践中，也印证了‘习惯性步态形成不同着力点的足迹’的理论是挺可靠的。”
“如果是因为鞋子不合适，所以走起来才改变了步态呢？”
“应该不会，我们分析过，这不是一起预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顾红星说，“哦对，还有一个分析点，就是这个江景柔柔弱弱的，力量十分有限。我们的侦查员跟踪她的时候，发现她挪动一辆自行车都很费力。你说，这样的人，想要掐死朱丽丽，是不是很难？虽然朱丽丽是一个孕妇，但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说明凶手还是有一定力量的。而且，这个江景在得知朱丽丽的事情后，也同样没有反常表现，甚至还帮助于飞准备了她的后事。”
“我觉得这个推断比你那个步态要靠谱。”冯凯说。
“4号嫌疑人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负责为他包扎的医生，完全描述不清楚他的体貌特征。”顾红星说，“抓不到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排除他的嫌疑，而我们完全没有抓手去抓这个人。”
“啊？到现在还没找到？”冯凯问。
顾红星故作神秘地说：“你别急。当时啊，我就想，如果你在，你会用什么办法把这个手部受伤的人给找出来。”
“你也要当我肚子里的蛔虫？”冯凯说。
顾红星愣了一下，想到不久前他曾经说冯凯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于是哈哈笑着说：“你还真是睚眦必报啊，不过这么换角度一听，是蛮恶心的。总之，我是按照你的路子，设计了一个办法。当时我们的侦查员通过对医生的调查，明确了这个嫌疑人是右手虎口的位置有刀伤，因为刀伤并不深，所以可以缝针也可以不缝针，而当时的嫌疑人问完缝针的价格后，就果断要求不缝针，只是进行了加压包扎。嫌疑人在诊所登记的时候，写了一个名字和住址，经查，都是假的。但他写的住址是马甸镇一条胡同的地址，如果不是马甸镇本地人，应该不知道这条胡同，所以我们认为嫌疑人就是马甸镇本地人。”
“嗯，不管如何设计，都得有个范围，你这个范围很小了。”冯凯说。
“也不小，马甸镇有三千户，上万人。”顾红星说，“如果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几组民警，在镇子的几条要道上布控，清查手部受伤的人。”
“啊？这是我的思路吗？不怕麻烦一点点排查，那明明是你的思路。”
“你别急啊，听我说完。”顾红星神秘一笑，“其实，布控是假，十几个民警不可能清查上万人。我是让民警放出去一个消息，我们公安局要找一个右手受伤且没有缝针的人，缝针了就不要紧。我们不仅设卡盘查，还会按照户籍一个人一个人地查。”
“你这是赶蛇出洞啊。”冯凯意识到了顾红星的办法。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这个嫌疑人在家里越想越怕，就跑回去找医生，说自己的伤口好得太慢，希望医生可以再给他缝针。”顾红星笑着说，“其实，这个时候，马甸镇的诊所、医院都已经被我们的人布控了，因此我们也就轻轻松松把他给抓了。”
“好吧，这确实是我的风格。”冯凯也笑了。
“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人也排除了。”顾红星说，“鞋码对不上，血型也对不上。关键的是，他的受伤经过也查清楚了。他是一个小偷，到一个卖菜的人家里去偷窃，没想到被发现了。于是这个卖菜的就持刀追赶小偷。小偷情急之下，为了自卫，用手握住了刀，因此受了伤。不过最后，小偷逃跑了，卖菜的见自己也没损失什么东西，就没有报警。后来，侦查员通过调查，确定了卖菜的和这个小偷的打斗，就是在下午1点左右进行的，而且地点和现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差着好几公里，所以小偷也没有作案时间。”
“除了这四个人，其他人都没有嫌疑？”冯凯问。
“查了好几轮，上千号人，都没有任何线索。”顾红星说，“马甸镇上万人，而且朱丽丽熟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马甸镇人，所以没法继续查下去。这案子，调查了八个月，也没有眉目。我们上报了支队，支队也没有想出什么好招。”
“嗯，这么大范围的排查都破不了，说明案件有蹊跷啊。”
“当时，我还有点不放心，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不放心一样。”顾红星说，“排除丁鹏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孟春在现场有指纹，江景的嫌疑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这三个人我一直不太放心，也专门安排了三个工作组对这三个人的案后行为进行跟踪。但是，都没有明显的疑点，不得已就只能暂时把案件放下了。”
“听起来，应该不是他们三个。”
“案件等于是陷入了僵局，所以当时我要求他们在调查所有人的时候，都捺印指纹，然后和现场刷到的新鲜指纹进行对应。现场刷出来的指纹有点多，有点杂，不过大部分指纹都找到了主人。只是，经过调查，所有人都有合理的去朱丽丽家的理由，并无疑点。不过，也有几枚指纹是找不到主人的。但是，那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几乎没有希望找到了。而且，即便找到了，也没有什么证明效力，只能说明他进入过现场，并不能证明他杀了人。”
“所以你这时候把案件重新拿起来，是因为……”
“是因为这起碎尸案给了我一些启发。”顾红星说，“都说碎尸案是熟人作案，但我们办的这个案子就不是。那么，朱丽丽遇害的这起案件，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是熟人作案呢？”
“和平进入现场，没有预谋、没有工具，而是临时起意作案，最关键的是，杀完人后还剖腹取胎。如果不是熟人的话，有点解释不过去吧？”冯凯想了想，说。
“我就在想，如果真的不是熟人作案，那么一开始的侦查方向就发生了偏差。”顾红星说，“而且，如果是完全陌生的人，那么在朱丽丽家发现这个人的指纹，就有一定证明效力了。”
“你是想把那几枚没有一一对应的指纹的主人都找出来？”冯凯瞪大了眼睛，问道，“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这是大海捞针吗？”
“之前对应这些指纹，都是跟朱丽丽的熟人来比对的，但如果调查方向变了，就又不一样了。”
“左讲左对，右讲右对。”冯凯“扑哧”一笑，说，“我还是那句话，不是熟人有点解释不过去，尤其是剖腹取胎的动作。”
“假如，我是说假如。”顾红星顿了顿，说，“凶手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某件事来到了朱丽丽家，见她家门没有关好，就进去了。朱丽丽发现后，惊慌失措。为了防止朱丽丽呼救，精神病患者就掐死了朱丽丽。杀完人后，他也许在朱丽丽家有触摸其他地方的动作，留下了指纹，然后取刀剖腹。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去揣度一个精神病患者。”
“你的这个推论，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冯凯回忆了一下自己曾在刑警学院学的课程，然后说，“首先，朱丽丽是一个孕妇，一个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是本能，所以她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性，不可能背后跟着一个人还不知道，更不可能回家不关门。其次，精神病患者作案的特征是没有‘社会功利性’，杀人没有动机，杀人后不会遮掩、藏匿。如果一个满身是血，且不故意躲避目击者的人出现在镇子上，我不相信没人注意到。”
在进行全面现场勘查的同时，周满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经过检验，确定死者朱丽丽的死因是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颈部皮肤的擦伤不严重，这提示了凶手扼杀死者的时候，是徒手操作，且没有戴手套。只可惜，在死者的颈部无法找指纹。如果是在有dna检验技术的年代，提取颈部擦拭物，倒是有机会找到凶手的dna。
从前面的线索来看，凶手很有可能是和平入室、矛盾激化、临时起意杀死死者的。
死者朱丽丽的腹部创口，有轻微的生活反应，说明剖腹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但死亡并不久，因为细胞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生反应。
此外，朱丽丽身上没有其他损伤，也没有遭受性侵的迹象。经过测量，她腹中的胎儿为孕七个半月，肺还没有扩张就随着母体的死亡而死亡了。胎儿的脐带是被锐器切断的，现场的水果刀就符合这个锐器的特征。胎儿的尸体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
另外，周满对死者朱丽丽的死亡时间进行了推断。根据尸体温度下降的规律，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988年8月21日下午1点左右。根据死者的胃内容物情况，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在末次进餐后1小时之内。而朱丽丽当天中午12点在楼下的一家面馆里进餐，有很多目击者可以证实。两种方法推断出的死亡时间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朱丽丽的准确死亡时间。
最终，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大家得出了三个推论：
可以确定的推论是，凶手和平入室，临时起意杀人，因此是熟人作案；
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是，凶手杀人的动机是矛盾关系，因仇杀人，而这个仇，很有可能和胎儿有关，不然剖腹的行为就无法解释；
有一定可能性的推论是，凶手在剖腹的时候手部受伤。
根据这三个推论，顾红星对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首先，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排除死者丈夫于飞的嫌疑。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根据于飞的经理和火车乘务员的证词，于飞案发时正在火车上往龙番赶，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杀妻的可能性之后，顾红星部署了四组侦查员，分别调查四个方向。
第一组侦查员，针对死者朱丽丽以及其丈夫于飞的社会矛盾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对所有可能产生矛盾的关系人进行列表摸排，尤其是那些和胎儿有关的关系人。比如朱丽丽和于飞各自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对朱丽丽家即将诞生新生命而心存芥蒂的人？这项工作的调查范围广、调查难度大，也是本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这组也是投入警力最多的一组。
第二组侦查员，针对周边医院、诊所进行全面排查，看案发当天有没有去医院、诊所对手部进行包扎，而且符合水果刀造成伤口的人。
第三组侦查员，对朱丽丽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全面排查，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者。如果朱丽丽中午出来吃完饭，在回家前和什么人有过接触，或是在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拨打过电话，那也可能会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四组侦查员，对周围居民进行调查访问，看案发当天有没有身上或者手上带血迹的人进出过这栋居民楼。
抓手：警方的俗语，指破案的依据、线索或突破口。
本案并没有值得托付的抓手，顾红星告诉侦查员们，他们调查、甄别的依据，目前只有a型血、那数十枚汗液指纹和39码的血足迹。
当然，基于上面已述的理由，血型和汗液指纹都不能作为认定或者排除的依据，也就是说，并不能因为这两者而认定谁的嫌疑，也不能依据它们排除谁的嫌疑。但是，血型和指纹对侦查工作有提示的作用。比如现场有嫌疑人甲的汗液指纹，而嫌疑人甲坚决不承认自己去过死者家里，那么，甲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警方也有依据办理手续，对嫌疑人甲的家里进行搜查。
而39码球鞋是可以作为重要的甄别依据的，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不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下降；如果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
冯凯听完顾红星当时的这一套部署后，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虽然顾红星是技术员出身，但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俨然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了。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只要这一套部署落实得当，就等于给犯罪分子撒下了恢恢法网，一张几乎没有漏洞的法网。
按理说，这样的恢恢法网，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两年过去，这起案件始终没有告破，都变成了一起积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难道是侦查没有落实到位吗？
这是冯凯的第一反应。顾红星却坚定地认为，分局的侦查员们呕心沥血，已经完全把部署落实到位了。因为经过半年的侦查，他们调查的附近人员共计一千多人，调查的和死者及其家属有关的关系人共计三百多人。这份调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被仔细研究过，但就是没有找到凶手。
实际上，在案件侦破工作初期，顾红星也是信心满满的。因为第一轮侦查摸上来的犯罪嫌疑人就不止一个，而是四个。
1号嫌疑人是死者朱丽丽的同事丁鹏。丁鹏和朱丽丽一起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因为自己和妻子没有孩子，他心生嫉妒，每次看到朱丽丽抚摸肚子都觉得她是在炫耀。尤其是朱丽丽怀孕后，单位领导给她的照顾，更是让丁鹏觉得愤愤不平。有同事说，丁鹏曾经在一次同事聚会的时候喝醉了，酒后发了很多牢骚，还扬言说，朱丽丽如果再敢炫耀，就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2号嫌疑人是朱丽丽的嫂子孟春。这是侦查员在调查于飞老家的邻居时获得的线索。于飞有个哥哥叫于翔，兄弟俩际遇很不相同。父母向来偏爱在城里工作的于飞，冷落在农村种地的于翔。于飞的媳妇朱丽丽怀孕后，老两口总是对朱丽丽嘘寒问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托人送到城里给朱丽丽。老两口还计划等朱丽丽生产后，到城里伺候月子。而于翔的媳妇孟春几年前就生了孩子，不管是生孩子前，还是坐月子时，都是娘家来人照顾，看到公婆厚此薄彼，孟春觉得不公平，也曾和别人说过自己的不满。
同上，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3号嫌疑人是于飞的一个疑似婚外恋对象。虽然没有查实，但有传言说，于飞在朱丽丽怀孕期间出轨。出轨的对象，是于飞同一个部门的销售员江景。两人在这几个月打得火热，关系暧昧不清。不能排除江景为了得到于飞的爱，杀死朱丽丽和她腹中胎儿的可能性。
上述三名嫌疑人都是第一组侦查员围绕朱丽丽和于飞夫妇摸排出来的重点嫌疑人。而调查医院和诊所的第二组侦查员，也有所发现。
4号嫌疑人是案发当天下午在现场附近的诊所进行手部包扎的一个男人。根据医生的回忆，男子手部的损伤是新鲜的刀伤，符合水果刀切划造成的。因为这个人去诊所后一直行色猥琐，说话支支吾吾，医生认为他肯定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
另外两组侦查员，就没有特别有价值的收获了。他们查明，死者朱丽丽在案发当天上午应该都在家里休息，没有出门。她中午11点40分左右下楼，和楼下水果摊老板聊了两句，然后径直去了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拉面，并且于12点左右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她有没有和别人说话、联系，没有人对此有印象。而同样，也没有人对是否有身上有血、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现场附近有印象。
第五章 废宅凶屋
两年前贴上去的春联，已斑驳不堪。门上的封条和蛛网仿佛融为一体。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一进屋，一股血腥之气便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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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这四个人都像凶手啊。”冯凯笑着对顾红星说，“结果，全部排除了？”
“你翻到卷宗的后半部分，听我慢慢说。”顾红星指了指冯凯正在翻阅的卷宗，说，“1号嫌疑人丁鹏，虽说是在事业单位工作，也算是个公职人员。虽说为人小肚鸡肠，但要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也有些勉强。我们的侦查员之所以会怀疑他，是因为他还真就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他从来不穿皮鞋，平时都是穿球鞋。而作案的时间，正好是他们事业单位的午休时间。你看这人，可疑不？”
“都知道答案了，听过程好像没啥意思。”冯凯说。
“你得帮我把把关，看排除的过程有没有问题。”顾红星说，“所以，我派人到他们单位，和他们领导说明了来意。他们的领导也很支持，答应拖住他两个小时。”
“哦，你们用了调虎离山的办法，原来我们这次排查屠夫，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了。”冯凯说，“怪不得卢俊亮驾轻就熟呢。”
“上次是周满和殷俊去的。”顾红星说，“他们俩在丁鹏家里，找到了三双39码的球鞋，鞋底花纹和现场的都类似。可是，做了联苯胺实验，都是阴性的。”
“没有血？会不会是把沾血的鞋子扔掉了，或是把鞋子洗刷得很干净呢？”冯凯认真地复起盘来。
“我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但这个检验结果对侦查员的信心还是有打击的。”顾红星说，“为了确保能找到可靠的线索，对他的秘密侦查就延长了。不过，查了很久，最后也没有得出好的结果。侦查员调查发现，丁鹏买整只鸡的时候，都会在菜市场叫人帮忙杀鸡，而不是自己带回去杀。他本来是个节俭的人，却宁可多花一块钱请人宰鸡，很有可能就是不敢杀鸡。一个胆小不敢杀鸡的人，敢拿刀子剖腹取胎吗？做这么凶残的案件，人格上就不太吻合。”
“这也不一定准吧。”冯凯继续质疑道。
顾红星点点头，说：“但是经过进一步摸排，可以确定的是，丁鹏完全不知道朱丽丽的家住在哪里。而且两人话不投机，在单位都不说话，即便丁鹏跟踪朱丽丽到她家，朱丽丽也绝不会给他开门。”
“虽说这个也不一定可靠。”冯凯摸着下巴说，“但综合起来看，那确实就像是个胆小嘴不??的人放的一句大话而已。”
“确实，朱丽丽死后，这个丁鹏还表现得有点幸灾乐祸，并没有反常迹象。”顾红星说。
“next!”冯凯说。
“你还会英语呢？我自考大专的时候，学过。”顾红星笑了笑，说。
看来陶亮不在的这几年，顾红星还把自己的学历提升了一下。
顾红星接着说：“2号嫌疑人孟春，是朱丽丽的嫂子。她也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我们的侦查员密取到了她的指纹，在现场也有出现，所以我们也觉得她非常可疑。可是，在密取孟春指纹的时候，殷俊他们也在她家里进行了搜查，找出来的鞋子都是布鞋，一双球鞋都没有。这也能理解，在农村生活的妇女，很少会花钱给自己买鞋，都是自己纳鞋底、做布鞋。不过，和你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排除她把作案时穿着的鞋子给扔掉了的可能性，所以又进一步对她进行了调查。”
“她在农村，交通不便，来一趟城里挺费劲的吧？”冯凯说。
“你真聪明。”顾红星微微笑道，“我们主要是从作案时间来排查的。”
“这个能确定吗？”冯凯说，“你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奸杀的案件吗？凶手就是中间出来一趟，杀完人又回去了。”
“可是8月21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都在村道旁边支桌子打麻将，中间没有离开过。这个从她的三个牌友以及和她毫无关系的围观群众、路过村道的村民那里，都可以得到印证。所以，她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她的嫌疑是排除得最彻底的。”
顾红星微微点头，说：“接下来就是3号嫌疑人。这个叫江景的女人，虽然和于飞是一个部门的，也有很多人猜测他们俩的关系，但是两人究竟有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一直都无法查实。我们甚至调阅了他们单位周边的宾馆开房记录，也没有找到于飞或是江景的登记信息。”
“那她也没有作案时间？”
“不，他们企业也是有午休的。”顾红星说，“但是，这个江景身材非常娇小，150厘米的身高，体重不足80斤，穿的是38码的鞋子。”
“这个误差，可以接受。”冯凯说，“去她家搜了吗？”
“一样的办法，密取指纹的时候，搜查了她的家。”顾红星说，“她的指纹在现场没有出现。她单身，家里基本都是38码的鞋子，巧就巧在还真找到了一双39码的球鞋，但鞋底花纹不一样。我们也考虑了她还有一双39码的球鞋，作案后扔掉了的可能性。于是，殷俊从她家里拍照采集了一双鞋印样本，我把这个鞋印样本和现场的血足迹进行了比对。我个人觉得，凶手的足迹有明显的跟部压痕较重的特征，这应该体现了她跟部着力的行走习惯。但这个江景的鞋印，很明显是跖区压痕重。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指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失误，靠这个分析来排除嫌疑，可靠吗？”冯凯质疑道。
“其实这些年，我虽然不在痕迹检验的岗位上，但对行走步态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顾红星说，“在一些案件的实践中，也印证了‘习惯性步态形成不同着力点的足迹’的理论是挺可靠的。”
“如果是因为鞋子不合适，所以走起来才改变了步态呢？”
“应该不会，我们分析过，这不是一起预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顾红星说，“哦对，还有一个分析点，就是这个江景柔柔弱弱的，力量十分有限。我们的侦查员跟踪她的时候，发现她挪动一辆自行车都很费力。你说，这样的人，想要掐死朱丽丽，是不是很难？虽然朱丽丽是一个孕妇，但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说明凶手还是有一定力量的。而且，这个江景在得知朱丽丽的事情后，也同样没有反常表现，甚至还帮助于飞准备了她的后事。”
“我觉得这个推断比你那个步态要靠谱。”冯凯说。
“4号嫌疑人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负责为他包扎的医生，完全描述不清楚他的体貌特征。”顾红星说，“抓不到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排除他的嫌疑，而我们完全没有抓手去抓这个人。”
“啊？到现在还没找到？”冯凯问。
顾红星故作神秘地说：“你别急。当时啊，我就想，如果你在，你会用什么办法把这个手部受伤的人给找出来。”
“你也要当我肚子里的蛔虫？”冯凯说。
顾红星愣了一下，想到不久前他曾经说冯凯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于是哈哈笑着说：“你还真是睚眦必报啊，不过这么换角度一听，是蛮恶心的。总之，我是按照你的路子，设计了一个办法。当时我们的侦查员通过对医生的调查，明确了这个嫌疑人是右手虎口的位置有刀伤，因为刀伤并不深，所以可以缝针也可以不缝针，而当时的嫌疑人问完缝针的价格后，就果断要求不缝针，只是进行了加压包扎。嫌疑人在诊所登记的时候，写了一个名字和住址，经查，都是假的。但他写的住址是马甸镇一条胡同的地址，如果不是马甸镇本地人，应该不知道这条胡同，所以我们认为嫌疑人就是马甸镇本地人。”
“嗯，不管如何设计，都得有个范围，你这个范围很小了。”冯凯说。
“也不小，马甸镇有三千户，上万人。”顾红星说，“如果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几组民警，在镇子的几条要道上布控，清查手部受伤的人。”
“啊？这是我的思路吗？不怕麻烦一点点排查，那明明是你的思路。”
“你别急啊，听我说完。”顾红星神秘一笑，“其实，布控是假，十几个民警不可能清查上万人。我是让民警放出去一个消息，我们公安局要找一个右手受伤且没有缝针的人，缝针了就不要紧。我们不仅设卡盘查，还会按照户籍一个人一个人地查。”
“你这是赶蛇出洞啊。”冯凯意识到了顾红星的办法。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这个嫌疑人在家里越想越怕，就跑回去找医生，说自己的伤口好得太慢，希望医生可以再给他缝针。”顾红星笑着说，“其实，这个时候，马甸镇的诊所、医院都已经被我们的人布控了，因此我们也就轻轻松松把他给抓了。”
“好吧，这确实是我的风格。”冯凯也笑了。
“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人也排除了。”顾红星说，“鞋码对不上，血型也对不上。关键的是，他的受伤经过也查清楚了。他是一个小偷，到一个卖菜的人家里去偷窃，没想到被发现了。于是这个卖菜的就持刀追赶小偷。小偷情急之下，为了自卫，用手握住了刀，因此受了伤。不过最后，小偷逃跑了，卖菜的见自己也没损失什么东西，就没有报警。后来，侦查员通过调查，确定了卖菜的和这个小偷的打斗，就是在下午1点左右进行的，而且地点和现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差着好几公里，所以小偷也没有作案时间。”
“除了这四个人，其他人都没有嫌疑？”冯凯问。
“查了好几轮，上千号人，都没有任何线索。”顾红星说，“马甸镇上万人，而且朱丽丽熟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马甸镇人，所以没法继续查下去。这案子，调查了八个月，也没有眉目。我们上报了支队，支队也没有想出什么好招。”
“嗯，这么大范围的排查都破不了，说明案件有蹊跷啊。”
“当时，我还有点不放心，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不放心一样。”顾红星说，“排除丁鹏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孟春在现场有指纹，江景的嫌疑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这三个人我一直不太放心，也专门安排了三个工作组对这三个人的案后行为进行跟踪。但是，都没有明显的疑点，不得已就只能暂时把案件放下了。”
“听起来，应该不是他们三个。”
“案件等于是陷入了僵局，所以当时我要求他们在调查所有人的时候，都捺印指纹，然后和现场刷到的新鲜指纹进行对应。现场刷出来的指纹有点多，有点杂，不过大部分指纹都找到了主人。只是，经过调查，所有人都有合理的去朱丽丽家的理由，并无疑点。不过，也有几枚指纹是找不到主人的。但是，那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几乎没有希望找到了。而且，即便找到了，也没有什么证明效力，只能说明他进入过现场，并不能证明他杀了人。”
“所以你这时候把案件重新拿起来，是因为……”
“是因为这起碎尸案给了我一些启发。”顾红星说，“都说碎尸案是熟人作案，但我们办的这个案子就不是。那么，朱丽丽遇害的这起案件，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是熟人作案呢？”
“和平进入现场，没有预谋、没有工具，而是临时起意作案，最关键的是，杀完人后还剖腹取胎。如果不是熟人的话，有点解释不过去吧？”冯凯想了想，说。
“我就在想，如果真的不是熟人作案，那么一开始的侦查方向就发生了偏差。”顾红星说，“而且，如果是完全陌生的人，那么在朱丽丽家发现这个人的指纹，就有一定证明效力了。”
“你是想把那几枚没有一一对应的指纹的主人都找出来？”冯凯瞪大了眼睛，问道，“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这是大海捞针吗？”
“之前对应这些指纹，都是跟朱丽丽的熟人来比对的，但如果调查方向变了，就又不一样了。”
“左讲左对，右讲右对。”冯凯“扑哧”一笑，说，“我还是那句话，不是熟人有点解释不过去，尤其是剖腹取胎的动作。”
“假如，我是说假如。”顾红星顿了顿，说，“凶手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某件事来到了朱丽丽家，见她家门没有关好，就进去了。朱丽丽发现后，惊慌失措。为了防止朱丽丽呼救，精神病患者就掐死了朱丽丽。杀完人后，他也许在朱丽丽家有触摸其他地方的动作，留下了指纹，然后取刀剖腹。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去揣度一个精神病患者。”
“你的这个推论，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冯凯回忆了一下自己曾在刑警学院学的课程，然后说，“首先，朱丽丽是一个孕妇，一个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是本能，所以她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性，不可能背后跟着一个人还不知道，更不可能回家不关门。其次，精神病患者作案的特征是没有‘社会功利性’，杀人没有动机，杀人后不会遮掩、藏匿。如果一个满身是血，且不故意躲避目击者的人出现在镇子上，我不相信没人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