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时是法租界这边电影和戏剧圈子里的花天酒地,一时是整个中国战争之下的水深火热。这两个世界是交叠的没错,只是有时前者中人看不见身边的后者。有的是生来就看不见,比如四大家族的子侄们;有的她觉得应该看见,谁晓得为何看不见呢?
  比如刚才她采访的这个明星。与她同岁,却有一种年方十七、稚嫩青涩的气质。问他到上海来生活得如何,在剧场工作感觉如何,有没有去香港拍片的计划,问题的好坏他分不出,递简单的话或问尖锐的话一概“油盐不进”,所有的回答都是平实的,所有的语气都是闷闷的:汤玉玮自恃新闻专业毕业,也没法从这白开水里折腾出一片精彩的稿子来。她一时气急败坏,问对方,你刚才说,你还在住闸北那边?男孩说是的,苏州河边。
  每天坐黄包车来工作?
  是。
  也挺不容易的。
  就要搬了,希望能近一点吧。
  那来的路上——她往前挪了挪屁股,不在乎这样势必把裤子弄皱——你有没有看见饿死街头的孩子?
  对方一愣,白脸上泛起尴尬的红。
  我早上来的时候,看见了收尸队的。她说,盯着对方的眼睛。
  一边往外走,她一边回想当时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也不是为了一篇好稿子,不好的稿子她也写过,照旧有人要,今天这篇也是订出去了的——让她不悦的是他语气的那种波动。说到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时,淡漠得就像那不是自己的根;说到自己的未来,那神态虽然还是淡漠,却有一种积极与向往掩藏不住,像是小鸟要飞出笼子了。
  大概我是对□□戏剧过于同情了,她想。但是,这年头在上海在演艺的圈子里,不左就是右,右就是和日本人同流合污。那还不如左。
  她一边想一边走,准备趁着难得的秋日晴朗,到法国公园{17}去晒晒太阳。
  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对他那样步步紧逼,他只是个杭州来的普通男孩,因为貌美,突然有了翻身的指望。既没有不切实际的艺术理想,不曾“沦落”进美专一类的地方,也没有一开始就投靠流氓瘪三,自谋生路,只是对这些深刻巨大的概念、理论毫无兴趣罢了。没有兴趣不是罪,他又不是汉奸。
  她在十字路口右转,走向公园的方向。有些人就是天生不感兴趣。他们不自私,也不冷酷,天性并不凉薄,人品并无问题,只是对于主义没有兴趣,在动乱中长大,从不知安定为何物,习惯了美好设想与许诺总会变动毁坏,当然保守自持,不愿轻易付出和相信。像这样的人也许一相信就是永恒的,也许不是。她见过很多不相信的,还没见过真正、彻底相信的。她对他们总是理解,也仅限于理解,别的情感难以诞生,因为这些人身上别的不那么好的特质,陈旧腐朽的那些——
  除了裴清璋。唯独除了裴清璋。她走到了公园门口,买了门票,缓步走了进去,仰着头,任由目光从树梢顶上缓缓扫过。
  和裴清璋一起度过的时间不过高中的短短三年,自己对她就能这么了解吗?就能下这样的定论吗?十年前了那是,十五六岁,在学校里,不够洋派也绝不守旧的教会学校,裴清璋是一个内向又沉默的孩子,她从别的中学考过来时遇见的裴清璋,一直在这里从国中读到高中,却一个朋友都没有,总是一个人坐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看着书,各种各样的书,别人会看的不会看的,她都会看——后来都变成了外国小说。汤玉玮想起自己第一次和裴清璋打招呼,是和班上其他女生玩了几天、发现她们关心的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之后,那些女生遂抱团远离她,她虽不以为意,却听见她们背后议论自己和“裴家那个老古董真像”,就把目光投向了裴清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的裴清璋,安静沉默的裴清璋,从来不张扬自己的存在的裴清璋——这么说和自己几乎是相反的——谁能想到她们后来能成为好朋友呢?成日都在一起,分都分不开,为什么?
  她走过成排的梧桐,落叶纷纷还没看够,望一眼那边的荷塘,只剩残荷,还是不看得好,继续沿着法国梧桐往前走。
  是基于叛逆,别人不要做的她偏要做?别人都说裴清璋这样那样,她偏要证明给她们看?当然,接触之后她的确证明了她们说的都是废话假话垃圾话。还是基于对裴清璋的怜悯?她汤玉玮是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社交能力从不是问题——即便要直到现在长大了她才明白有些人接近她是为了她的革命党家庭背景、有的是为了家里亲戚的富有、还有些是两样都要——而裴清璋一个朋友都没有,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裴清璋是那么文雅温柔,孤立她的那些人又是那么可恶!
  十六岁的自己的确是这么想的来着。现在回想觉得是天真可爱的想法——她低下头轻轻笑了。天真可爱的真心话啊,裴清璋的确是温柔文静的人,不应该被她们那样对待啊。新派的教会学校里,却嫌弃人家的出身是遗老,这本身不就是对“新派”、对“进步”的一种违背乃至于侮辱吗?
  她还记得有一次,裴清璋坐在梧桐树下看书,什么书她已经忘了,裴清璋的姿势是那样娴静,一动不动,只是偶尔翻动一下书页,偶尔轻轻叹一口气,笑一下,秋风吹落了黄叶,也吹动裴清璋的发丝。
  如果时光倒流,她应该不要出声,先欣赏一阵,让那一刻变成永恒。
  在那时,是她喊了一声,轻快的,敞亮的,高兴的,清璋!
  那时候和人家还没有后来那么熟,就这样喊人家。
  然后裴清璋抬起头来,望着她,笑了一下。
  也许那不是笑,也许那只是嘴角轻轻地抬高一点,也许只是礼貌地回应——她早知道裴清璋比她礼貌得多,人家才是大家闺秀——但她就是宁愿认为那是微笑,那是裴清璋留给她的微笑。
  她慢慢走着,脑海里漫无边际地想着,也许哪一天真的应该去找一找,哪怕找不到裴清璋,找到她们曾经一起看过的东西也好。看到王小亭的照片之后,除了愤怒,她当然也挂记在沪的亲友,于是劈里啪啦不计代价地给家里发电报,一天三封加急,好像巴不得马上有个回音一样。也就是那时候,她才发现,自己除了挂念家里人,竟然还挂念裴清璋。
  没道理吗?毕竟她们是在一起经历了上一次的战火的。
  有道理吗?来美国几年了从来也没给裴清璋写过一封信。
  这世上有道理又没道理、没道理又有道理的事也不多。
  也许自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前方是个分岔路,她抬起头,左右看看准备选一天走。突然在左边,看见一个带着红色毛呢贝雷帽的身影,坐在左边岔路的长椅上,低着头在看书。
  是吗?不是吗?会是吗?为什么是?
  她想了很多,绕了很多圈,直到认出那顶帽子。
  是。
  于是她往前走了两步,想了想又停下,站在那里,像是站在一种永恒之中。
  她在香港下船时的感觉都没有这强烈。可激动之下,还别有一种平静,像是潮水,一浪一浪地涌上来。
  “清璋?”她轻轻唤了一声,害怕惊醒自己的梦。
  那身影动了动,接着僵硬,接着缓缓转过头来。
  裴清璋从公董局那里出来,趁着天气好又难得休息半天,这才到公园来看书。书是《猫打球商店》,公园是离家近的安全的法国公园。她找了个最舒服的位置,晒得到太阳又不刺眼,而且还是梧桐树下。
  她经常这样干,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消遣。今天唯一例外的,是戴上了那顶红色毛呢帽子。自从那天在衣柜里把它翻出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天气戴。不是太热,就是下雨。今天难得好天气,她想出来散散,戴着这顶帽子出来散散。
  这帽子总是在她的心头萦绕,已经变成了一种痴迷,似有若无地总与她生活中的什么东西有点关联。比如这几天,母亲不知道从哪位牌友那里得了一个可以介绍的男士,又让她去相亲。可似乎母亲也不大上心,原因是否是觉得这位男士有什么问题,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母亲不大喜欢男女相亲去电影院是实——母亲那样老派,不放心孤男寡女相处于旁人公正的目光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位男士估计的确建议去电影院,不然母亲也不会去买一本电影周刊来看。
  母亲看了这部电影的介绍,不好之上更加不好,遂又叫她不要去了。母亲既然不强迫,她也就应了,趁机把那本杂志拿来看了——本着凡事不亏的原则。她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觉得明星与花边新闻离自己也很遥远。周刊上的文章也良莠不齐,有的实在捕风捉影,窥私得病态,即便假装成了影评,也流露出下作。
  直到她看见一篇文章,还算不错,甚至有股可亲可爱的调皮劲儿。读完了意犹未尽,去看作者何人,那里赫然印着三个大字,汤玉玮。